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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百年【第一辑】

历史文化名村浦源

      本书是厦大学生以中国农村社会的百年变迁历史研究为背景展开的实践调查的总结。本书从浦源村的郑氏家族这一具有相当代表性的个案入手分析，对浦源村的传统文化风俗、郑氏家族的历史故事、生态建设、乡村建设等方面都有较为深入的论述。

追寻闽东之光 坚定文化自信 推进乡村振兴

（代序）

张　侃

      实践是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要求，宋代诗人陆游在《冬夜读书示子聿》曾有“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感言。的确，一个人只有身体力行，书本知识才能真正转为成才的力量源泉。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已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促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每个时代都有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社会实践的内容与形式也要与时俱进，才能历久弥新。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在福建工作十七年半，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提出了大量的战略性思路。他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走遍了闽东的山山水水，提出了卓有远见的设想。这些思路和设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起点和有机组成部分。

      厦门大学作为位于福建唯一双一流高校，历来重视实践教学在教书育人中的突出作用。为了使学生更为深切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校领导和宁德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宁德建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近年来，李小平、张侃、董兴艳、邱志强、李德元、水海刚等老师带领学生到宁德市的霞浦、福安、周宁、柘荣、福鼎、寿宁等地开展社会实践，调查社会文化，以“革命基点村大京的百年变迁”和“历史文化名村浦源的百年变迁”等为专题开展撰写了报告。

船形的郑氏宗祠（周宁县宣传部供图，下同）

      值此调查报告出版之际，我作为带队老师之一，回想与实践同学们一起追寻“闽东之光”的日日夜夜，不禁会想到几个问题，我们的社会实践为什么要到闽东？为什么要调查村落？为什么要关注传统文化？于是，觉得自己可以在同学们朴素真诚的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再多写一点文字，分享自己在社会实践之外获得的理论认知，权以为序。

一、《闽东之光》是文化自信的起点

      习近平在宁德开展了细致入微的调查研究，形成的思考撰文结集为《摆脱贫困》一书，曾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为书作序，他说，“近平同志和他的‘一班人’，在宁德近两年的工作中，带头‘四下基层’，对宁德的特点和历史，作了仔细的调查和认真的思考，所以提出的设想，比较切合实际。一扫时下那种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的弊病。虽然近平同志已经调离宁德，但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他留下的这份精神财富，肯定会对继任者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项南：《序》，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习近平在宁德所论述的众多改革议题中，文化建设是关注重点。1990年1月，他撰写了《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一文，满怀深情地写道：

什么是闽东之光呢?我想，闽东的锦绣河山就是一种光彩。闽东的灿烂文化传统就是一种光彩。闽东人民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善良质朴的精神就是一种光彩。认识到自身的光彩，才有自信心、自尊心，才有蓬勃奋进的动力。……一个地区的文化建设内容很多，有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就是要弘扬地方的传统文化。从整个国家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的延续和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已经树立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无论是在民族危亡，还是在民族昌盛时期，这种自信心都是我们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正是这种自信心，使中华民族度过了近代史上许多内忧外患的危机，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有了令人敬佩的今天。（习近平：《闽东之光——闽东文化建设随想》，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7页。）

      “闽东之光”是习近平对闽东锦绣河山和灿烂文化的形象概括与生动比喻。习近平经过在闽东的深入调查后，意识到传统文化并不是保守、封闭，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中最稳定的成分，如何将其转化为民族自信心，关键在于挖掘和弘扬。1990年1月，正是思想动荡不宁的特殊时期，作为中共宁德地委书记的青年习近平专门以“闽东之光”为切入点阐述自己对文化建设的思考，表现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深入揭示了文化自信与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这绝非一时短暂的思想火光，而是根基深厚的成熟思想。

郑氏宗祠是华东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宗祠之一

二、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根本

      习近平从文化建设的点滴随想到建立文化自信的理论体系，精神内涵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阐述文化自信的意义，并确认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的基础。他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习近平谈文化自信》，《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7月13日第12版。）“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新设计师习近平•文化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15/c1001-26032453.htm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7日。）他之所以指出文化自信与精气神的关联性，目的就在于克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被西方文化塑造的“自卑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陷入“盲目西化”或“全盘西化”，乃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误区。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红旗文稿》2010年第16期。）

      习近平还指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有机联系，强调这是民族复兴中的自我挖掘和自我创建，是文化适应时代的自主创新能力，“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5日第2版。）“文化自觉”是人类学家费孝通晚年反思的核心概念，“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文化自觉”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环节，是解决文化危机的逻辑基础，也是对文化内在矛盾与张力的理论表达”。（邹广文、云泽人：《文化自觉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3期。）习近平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对此也表述得非常清晰，他从正反两面指出了文化自信与国家兴衰、民族危亡的密切联系，“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日第2版。）党的十九大报告，更为简练地概括了上述内容：“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人鱼同乐的鲤鱼溪景观得以保留至今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存活在日常生活，浸润于国人心中，或浑厚大气，或雅致精巧。习近平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第2版。）从中西文明比较视野看，“独特标识”与建筑学家们提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的意义极为接近。“场所精神”是来源于罗马人对场所守护神的信仰，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古罗马人相信，“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守护神灵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特性和本质”。（诺伯舒兹著，施植明译：《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2012年12月，习近平在广东考察工作时讲话中也同样阐述了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的“根”“魂”的关系，“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创造和传承下来丰富的优秀文化传统。一方面，随着实践发展和社会进步，我们要创造更为先进的文化。另一方面，在历史进程中凝聚下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决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成落后的东西，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浦源村文昌阁

      在习近平文化自信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报告阐述了传统优秀文化作为“独特标识”的决定性价值。报告深刻分析文化自信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中国化的多重关系，意义深远：

中华民族从5000年绵延不断的悠久历史中走来，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流的中华文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文化基因世代相传，为中华文明注入深厚的伦理责任和家国情怀，赋予我们民族强大的统一性、内聚力和百折不挠的品格。中华民族自古就坚守着历史传统，任何外来文化进入中国最终都被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延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的最好诠释。（《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http：//cpc.people.com.cn/19th/n1/2017/1030/c414305-29615363.htm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7日。）

浦源村观音阁

三、留住乡愁到振兴乡村的必然

      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地和发扬地，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5000年绵延不断历史的载体。梁漱溟先生即谓，“中国文化的根在乡村，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老根——乡村中长出来”。中外学界普遍认为，传统中国的城乡文化是连续而非断裂的，都市并没有形成优越观念，乡土生活方式也没有被城居者所轻视，乡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村落不仅有田园庐墓等自然景观，更有存活于其中的历史和情感的文化记忆。如钱穆先生在《灵魂与心》自序中云：“余生乡村间，聚族而居。一村当近百家，皆同姓同族。婚丧喜庆，必相会合，而丧葬尤严重，老幼毕集。岁时祭祀，祠堂坟墓，为人生一大场合。长老传述祖先故事，又有各家非常奇怪之事，夏夜乘凉，冬晨曝阳，述说弗衰。遂若鬼世界与人世界，紧密相系，不可相割。及长，稍窥书籍，乃知古先圣哲，遗言旧训，若与我童年所闻，决非一事。中心滋疑，怀不能释。”由此，乡土文化成为钱穆追问人生意义的起点，也是得以与西方文化进行理论辨析的思想资源。

      近代以来，在工业化、都市化的急剧冲击下，中国城乡趋于两极化并日益对立，一方面，城市因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中心的缘由而形成人、财、物分配优势，吸引大量乡村人口。而乡村人口进入了城市之后，原有的熟人社会生活关系瓦解，生活秩序被解体并重构，出现造成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另一方面，在物质文明感官刺激下，乡村也成为近代精英眼中的愚昧、落后、封闭的代名词，对乡下人的歧视成为城乡分化的副产品。

浦源麻岭梯田（李洪元 摄）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显示，到2017年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2.35%。游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进城务工人员有28171万人。数字背后是城市繁荣带来的抽水机效应，一座座喧哗的城市似乎宣告中国社会告别贫困，但事实并非如此，乡土社会的血缘、地缘关系的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的衰微，乡村的空心化，不仅带来社会发展的失衡，而且带来了中国文化的失忆。更为甚者，在“资本”和“权力”的压力、竞争与诱惑之下，传统村落统“穿衣戴帽”，“千村一貌”“百户一色”已成为常态。当前，乡村治理主体弱化、对象多元、道德失范、环境复杂。黑恶势力、宗族恶势力蔓延，甚至部分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出现黑恶化。黄赌毒盗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猖獗，治安形势严峻。非法宗教活动和境外渗透活动高发，乱建庙宇、滥塑宗教造像屡禁不绝，利用宗教干预公共事务问题突出，社会秩序受到干扰和破坏。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乡村治理水平和能力的直接反映，本质上是传统农耕文明价值观受到挑战、文明乡风弱化、乡村文化衰落的结果。

      正因为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乡愁”迅速弥漫于中国社会，其原因就与场所精神的危机息息相关。乡愁是什么？习近平说：“乡愁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就会想念这个地方。”“乡愁”是一个地方自然环境、经济因素、生活方式等长期积累而成的文化记忆，在英语语境中，“乡愁”与“怀旧”为同一个词——nostalgia。“乡愁”的发生，一方面对旧事故人或故乡的美好向往，另一方面蕴含着对急速推进的都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历史经验表明，凡是能很好地重塑城乡关系，挖掘乡村魅力和特色，注重乡村治理，乡村的吸引力就强，经济社会发展也比较稳健。反之，如果过于注重城市发展，忽略乡村建设，不仅“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而且恶果最终由城市承担，导致社会失衡和生态恶化。

浦源村落外景

      习近平关于乡土、乡愁、乡村有一系列重要讲话与指示，2013年12月12—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到会并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5日第1版。）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月22日第1版。）

      党的十九大阐明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经济社会活动的两大空间载体，乡村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仅依靠城市文明的单极扩张，还需要激发乡村文明的内在活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是极为英明的决策。

鲤鱼溪揽月桥

四、乡土传承是振兴乡村的基石

      乡村振兴绝不是一场乡村美化行动，它是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一场深刻革命。乡村不发展，中国就不可能真正发展；乡村社会不实现小康，中国社会就不可能全面实现小康；乡土文化得不到重构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弘扬。如何有效、科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系到我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以及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整体发展是否均衡，是否能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振兴乡村的核心是人，乡土建设的根本也在于人，实现路径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外在灌输，而是自下而上的内生发展。只有乡民对故土心存留恋，心有所属，才能守住“乡土”，留住“乡愁”，其中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方针“乡风文明”是关键要素，乡村振兴不仅要注重乡村环境治理和人居环境设计，而且要准确把握乡土文化的本质特征、基本形态、社会价值、现实意义，实现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立足于“乡愁”唤回被现代化进程吞噬的乡村记忆，使乡村逐渐焕发活力，是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说，乡土文化重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按此原则，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转变过去重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的发展理念，必须并行实施“口袋”和“脑袋”的建设方针。尤其应总结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如福建省住建厅发布了《关于印发2016年美丽乡村建设负面案例的通知》中指出的，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依然存在贪大、求全现象，不注重发展实际，不注重地域文化，不注重民心所向，争头衔，抢名号，大拆大建，把美丽乡村建设变成一个个“形象工程”。大广场、大亭子、大公园，看似“高大上”，但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整体布局都无法融入乡村面貌实际，完全呈现出“两张皮”。村与村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表面上比的是谁的楼层更高，谁的广场更大，私下比的是“面子工程”。归根结底，是扭曲的“政绩观”在作祟。

浦源村荷花池

      我们在闽东的暑期社会实践中，以习近平在“闽东之光”指引的方向为原则，以“乡风文明”为焦点，在乡建、乡俗、乡规、乡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调查，形成了一些可推进乡村振兴的参考性意见，简要归纳内容如下：

1.实施振兴乡村战略，使传统乡村成为生态宜居、富裕繁荣、和谐发展的美丽家园，离不开对原有聚落的保护、利用与继承。传统村落往往是生态保存较好、环境优美的空间场所，具有自然美；民居、祠堂、牌坊、桥梁、关隘、城墙、书院、古塔、寺庙、戏台、墓葬、石刻、碑记等展现历史的厚重和沧桑，具有人文美。

2.乡土文化是一种根植于大地的文化体系，社会价值理念和集体情感记忆来自于文字与非文字等部分，注重收集民间文献和口传故事，将为后代子孙留下一笔宝贵的遗产。乡土文化的文字形式就是各种文本，如家族谱牒、契约合同、民间账本、金石碑文、戏曲唱本、日用杂书等，乡土文化的非文字形式就是文化习俗，诸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元鬼节、中秋、冬至等年节形式和生、长、婚、丧等生命礼俗等。

浦源村鲤鱼溪畔古民居

3. 乡土文化的延续力和生命力与民间社会草根力量关系密切，看似“一成不变”的乡村面貌，其实蕴含着“千变万化”的生机。草根文化属于文化的“小传统”，它们利用地方性知识建立良性秩序，由此形成了“村规民约”或者“公序良俗”等民间条款。这些条款虽然为民间自发的规定，但它们被群众遵守并成为稳固的道德规范，直接影响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

4. 乡贤文化植根于乡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贤大都饱读诗书、隆情重礼，带有乡土色彩的亲切感和权威性。作为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人，他们在教化乡民、反哺桑梓、泽被乡里、温暖故土等方面有所作为，而对凝聚人心、促进和谐、乡土重建大有裨益。

浦源村古民居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