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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看着老社长那消瘦的遗容，我不禁喊着：“社长，您怎么走得这么快！我们还有好多话要说……”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往事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87年初，我到出版社找到总编周勇胜老师报到，开始了此生最为宝贵的厦大出版社职业生涯。出版社是个开心的地方，我是初来乍到，但工作起来很顺心，虽忙碌但很充实。大概5月份，我在经济学院出版社办公楼遇见陈老师，我连忙问：“陈老师，您要出书吗？”他笑着说：“小蒋，你在出版社还不错吧。学校要我来出版社兼职，当理科副总编。哈，咱们又在一起啦。”

我和陈天择老师相识于1976年，那时我在物理系当工人，他是基础物理课的老师。1978年，我考进物理系，他是我“热力学”课的老师。1982年，我毕业留校在物理系任辅导员，同时还兼他的助教，协助辅导学生和批改作业、考卷。更紧密的接触是我们都被聘为“厦大科学学研究室”兼职人员，一起从事共同兴趣的科研活动。在室主任鲍振元教授和他的指导下，我们编写了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兴学科大观》，我和陈老师共同编写三个新学科介绍，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自己手写的字变成铅字。此后，在他的推荐下，我参与了“诺贝尔奖华裔科学家传记”的工作，我负责《李政道传》一书写作。该书后来出版了多种版本，使我在这个领域取得一点成绩。

1988年3月，陈天择老师被学校任命为厦大出版社社长，在这个位置上，他工作了整整11年，直到1999年退休。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担任社长助理、副社长，直接协助他的工作，耳闻目染他的工作作风、为人风范，体验他工作中的酸甜苦辣。陈老师是我的领导、是我的恩师，更是我工作生活的楷模。我们是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作为大学出版社的社长，他在出版社的办社方向和出版品位把握上，思路非常明确。他坚持大学出版社办社宗旨，绝不出一本政治上有问题或低俗的书。他坚持出版社要出版有自己特色的学术著作，在我校学科优势中寻找出版优势。当时，学术著作“出版难”是普遍问题，他找米下锅，到处争取支持。在他率领下，《南强丛书》第一辑、常勋《国际会计》等一大批优秀图书应运而生。1997年，国家教委对厦大出版社进行评估验收，我社取得优秀的成绩。评估验收评语中指出：“厦大出版社自建社以来，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执行党的出版方针，遵守出版纪律和专业分工的原则，出书结构合理，落实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宗旨，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教材和专著，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树立了精品意识，图书获奖率较高。出版社领导班子健全，团结进取，勤奋务实，善于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规章制度，管理比较规范，坚持书稿三审制。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逐年提高，出版社已形成了稳定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一评估验收结果充分表明，在他任社长期间，他带领出版社走出初创时期的艰辛探索，形成了健康良性发展的局面，这是厦大出版社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为后来厦大出版社的全面和优质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本人也荣获大学版协、福建省版协授予“优秀出版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陈天择老师任社长期间，出版社各项工作都处在艰难的创业阶段，他所遇到的困难和烦恼是旁人无法想象的。从他上任伊始，学校就要求出版社自负盈亏。这个有二三十号人的家，每天他都要考虑钱的问题。作为一位大学教授，有自己的教学科研工作，到出版社兼职当社长，要经营，要发展，要人才，要市场，真是难为他了。但陈社长就像一头老黄牛，我们每天看见他提着个包，早出晚归，行走在出版社，物理馆和家的三点一线上。同事茂林说：“每天中午从食堂吃完饭，都能看到社长才离开办公室回家。”他以闽南人特有的耐性和精明，精打细算，为操持这个家费尽心力。同事鹏志说：“老社长身上有诸多常人做不到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见能见。”真是一语中的。我社搬到新印刷出版大楼五楼，没钱装修，只好靠南面的前排办公室铺水泥砖，后排不铺。他是兼职社长，但从不领出版社工资，奖金也是拿最少的。1991年，厦大出版社接受全国大学版协交代的任务，举办第三届大学出版社订货会。来自全国100多家的大学出版社近千人涌入我校，当时的接待条件远远不能满足会议的要求。陈社长把他物理系的同事动员起来和我们一起参加会务工作，找住宿，订火车票，安排会场。我们几个满世界找住宿，连厦大一条街的地下室都盯上。面对报到人员的各种要求，陈社长声音嘶哑，几乎要虚脱了。当时，国家教委的领导看着此场景对我说，会议结束，陈社长肯定要病倒。又有一次全国大学出版社总编会议在我校举行，代表们住在蔡清洁楼，不料半夜刮台风，暴雨大作，代表们的房间进水，拖鞋都飘起来。陈社长连夜把我叫起，我们一起从家中赶到宾馆帮忙清理。1998年，我社图书馆地下室书库水管爆裂进水，年已60 的他浸在水中指挥搬运。看到今天厦大出版社办公楼和书库的现代化规模，那一点一滴的往事，无不令人心酸和感慨。

陈社长对同事的贴心关怀是最令人感动。在出版社的微信群里，这几天大家都在发表对陈社长的怀念文字，最多提到的也是他的长者风范，关爱他人的往事。1996年，华东地区大学版协在我校举行年会，主持人要陈社长在会上发言。陈社长一如往常，对这样重大的事非常谨慎。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出版社前的大操场足足谈了两个小时。我们都认为，厦大出版社最大的亮点就是有一个温馨团结的集体，他是我们这几年事业发展的最主要经验。我清楚地记住他最后向我布置任务时的眼神，小蒋，这篇文章你来写，题目就叫“把出版社办成一个温馨的家”。我回到家中，连夜挥笔写就。经陈社长精心修改，此文成为厦大出版社在企业人文建设方面的一篇里程碑式的文章。在会议上，陈社长发表了这篇文章，引起代表们的强烈反响，认为厦大出版社的此项工作抓住了核心，值得学习。从此，温馨和谐成为我社在做好人的工作方面的基本思路，大家身体力行，不断地丰富其内容。

陈社长对他人的关心和爱护，任何一位与他相处过的人都可以说出许许多多的故事，仅我自己就有说不完的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次我和同事依民要乘早班车去福州出差，刚要从群业楼出门，只见陈社长带着几个刚从食堂买来的馒头，他怕我们赶早来不及吃早餐，要我们把馒头带上。天啊，这时天还蒙蒙亮，陈社长为操心我们两个的早餐，要多早就从家里赶来。我孩子还小时，有时半夜发烧送医院，也是他赶来帮助。孩子高考时，他竟研究中学物理教材，专门备课，亲自送教上门，辅导孩子。他对我的事，在职称评定，职务提拔，或是家庭困难，父母生病，无不倾力相助。太多的往事，虽点滴细微，却像刀一样刻在我和我的家人心里。同事晓平、依民当年夫妻两地分居，他亲自到处求人，找到接收单位，为他们解决了困难。同事高翔回忆说，刚参加工作，老社长为争取他的宿舍，竟一大早跑到学校房产科门口等着，并与管理人员据理力争，才分配了住处。过年回家，老社长拿着一个信封，要他买点东西带回家。同事文艳说：“我们老社长为出版社的发展真是呕心沥血，是个好人。”同事真平说：“老社长是善良慈爱的长者，是领导人的楷模。”“老社长奠定‘温馨的家’办社宗旨，是我社的传家宝，是我社的特色文化，是我社的核心凝聚力，是我社同仁工作愉快的根源，是我社勇猛精进的基础，必永垂于社史。”同事福郎说：“他提出的‘把出版社办成一个温馨的家’的理念，在全国出版界别具一格，在厦大出版社成为凝聚人心、激发工作热情的强大力量，在人际关系日趋冷漠化的今天，显得弥足珍贵。这一pg娱乐电子游戏的文化与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相得益彰。”

对待同事，他永远都是尽心尽力。对待自己的家人，他也是一位好女婿、好丈夫，好父亲。他的岳母长期有病，就在他担任社长期间，在繁重工作之余回到家中，他还要尽心照料岳母，经常半夜陪护或外出买药，请医生。他孩子在福州读大学，我社福州经营部的同事要买东西给孩子，都被他拒绝。有一年，我和他出差北京，我说：“社长，您不带些东西回去给家人吗？”他说：“我还从来没有买东西给家里人，好啊，买点什么东西。”我们在商店买些当时很盛行的“大宝”护肤品，没想到他夫人见我就夸，你让天择开了窍，买了这么好的东西。今年，学校建起海韵北区教工宿舍，他们家住房拥挤，又没有电梯，很想申请购买。但到最后，他夫人说想到搬家的整理，就感觉力不从心。他当着家人的面对我说：“房子和妻子相比，那当然是妻子重要，我们不买房子，不要让妻子累着。”

1999年，陈社长退休，但他始终关心出版社的工作，关心出版社的员工。同事兆佳说，我生病住院，老社长已经退休了，还和夫人一起到医院看我。我和许多同事也常去看望他，当我工作遇到烦恼与他倾述时，他总是安慰我说：“我自己干过的事，我知道有多难。”有时因工作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望他，他会打电话问我：“最近怎么啦，没有见到你。”他对厦大出版社的不断进步，对新班子的工作是很满意的。当出版社获得国家一级出版社时，当出版社搬进新的办公楼，他内心特别高兴，抱病参加社里的庆祝活动。令人遗憾的是，当他多年劳累，退休之后本可以安享晚年时，却病魔缠身，一直处在活动不方便之中。社庆30年纪念活动，他再次嘱咐我代他写下“厦大出版社，我永远温馨的家”的纪念文章。他在看了我写的稿子后，满意地用颤动的手签下自己的名字。当出版社准备拍社庆30年全家福的照片时，我征求他的意见，想把他抬出来与大家合影。他内心太激动了，竟夜不能寐，血压血糖升高，被家人劝住，终为憾事。直到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最挂心的是厦大出版社。

陈社长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一个始终是“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党员形象，永远在我们心中。我们出版社的每一个人，都会以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好领导而感到幸运。他所奠定的厦大出版社事业也一定会在一代又一代出版人的努力中蓬勃发展。

陈天择，一位优秀的厦大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