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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出版工作充满

创造性的诗意和愉悦

——访厦门大学出版社社长蒋东明

　　记者：2006年4月6日，是厦门大学建校85周年的大喜日子。历经85年峥嵘岁月，素有“南方之强”的厦门大学不断把学科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各行业中的翘楚。建社20余年的厦门大学出版社，在厦门大学的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蒋东明：首先，感谢《大学出版》杂志和您对厦门大学出版社多年的关心和支持。我想，无论从任何一个层面来探讨大学出版社的功能，摆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大学出版社如何对大学的教学科研及整体学术水平提升起推动作用。85年来，厦门大学取得辉煌成就，引人注目。跨入新世纪以来，厦门大学明确提出要办成一所“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其中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学校的资源用在最有效提升学术水平上。厦门大学出版社作为厦门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目标与学校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厦门大学领导对出版社的发展非常支持，办社思路也很明确，学校一直把出版社作为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在努力提高它的水平和影响力的过程中，真正使出版社成为厦门大学的一个窗口。朱崇实校长多次谈到：“大学出版社固然要讲经济效益，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能够促进它所在大学的整个学术水平的提高，如果它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作为大学出版社也就违背了创办它的初衷。”建社20多年来，同其他大学出版社一样，我社为本校教师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和教材，极大地推动了我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可以说，我社在厦门大学发展中一直扮演着扶植学术新秀、传播厦大学术成果、展示厦大学术成就的重要角色。厦大70周年校庆时，我社出版了首辑《南强丛书》15部（分学术著作、教材两个系列），此后又陆续出版了数辑，《南强丛书》已成为厦大的一个很好的学术品牌，成为展示本校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前沿研究成果的一扇重要窗口。

另外，我要补充的是大学出版社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通过它的特殊作用来整合学校不同学科的研究力量，搭建创新学术平台。我社获得第14届中国图书奖的《透视中国东南：文化经济的整合研究》的出版过程，就是一次研究力量的整合过程。长期以来，厦门大学在中国经济史方面有着雄厚的研究实力，同时在研究中国东南的历史、民族、宗教等方面也拥有一批堪称一流的专家学者，但一直囿于单兵作战、各自为域的研究方式。正是通过我社提出这样的选题思路，将厦大乃至其他高校、研究单位的研究力量进行整合，以中国东南经济发展为主线，研究该区域的文化经济特质。在该书的首发式上，我校朱崇实校长高兴地说：“在出版过程中，不同研究方向的专家，不同单位的学者，为了同一个研究课题走到一起来，这是一次成功的整合，它的合作模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强调学科交叉、优势互补的今天，出版社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他部门所无法替代的，这也充分显示出大学出版社对大学的教学科研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促进了所在大学的整体学术水平和影响力的提升。

　　记者：作为一家不到40人的小型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厦大社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出版方向、人均创利、图书获奖率等方面都有不俗的业绩，曾四次荣获中国图书奖。经过20余年的发展，厦大社逐步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图书结构和品牌影响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您认为厦大社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蒋东明：建社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求发展的机会，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果要仔细探究这里面的最重要因素，我认为还应是做好“人”和“书”的工作。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人的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我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身处大学校园这一优势，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精神和文化，创造一个能让每个员工真心实意，充分激发自身潜能和富有竞争力、亲和力的工作环境。只要他的潜能发挥了，他就是人才；而做“书”则坚持“选择的专注”。作为福建省唯一的大学出版社，我们每天要面对许多选题的选择。当不同的选题信息纷至沓来时，我们要明确我们的选择，那就是“学术为本、教材优先；依托学校，凸显优势。”正是这种理念长期主导我们的出版工作，使我们能专注出版pg电子试玩平台的优势学科方面的图书。作为一家不到40人的小型综合性大学出版社，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发展势头，其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始终坚持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理念，以构筑特色、树立品牌、出版学术精品、弘扬大学精神为目标。我社的这种图书结构比较合理，也容易产生品牌影响力。在国内众多出版社争相去做教材教辅的热潮中，我社一直不为所动，一直不涉及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就因为我们认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太大的优势。

　　记者：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对台文化合作与交流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厦门又是华侨之乡，尤其东南亚地区广布福建籍华人。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厦大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图书。现在两岸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正对东南亚及世界产生更多更大的影响，能否谈谈厦大出版社在这方面未来的构想？

　　蒋东明：如您所说，厦门与台湾和东南亚确实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和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历史悠久，并已成为国家的文科重点研究基地。目前，厦大台湾研究院已与台湾地区24所高校、63个研究所和34家媒体建立了学术联系，厦大已成为祖国大陆对台教育、科技、文化交流最为活跃的高校之一。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将此类图书做深做透。20多年来，厦大出版社出版了大量有关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华侨的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等方面研究的图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五”国家重点出版项目，百册之巨大型史料图书《台湾文献汇刊》，这套书所受到的关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分别在北京、福州、台北举行了首发式，作为胡锦涛主席2006年访美赠耶鲁大学图书馆的赠书之一，这套书引起了海峡两岸学者的广泛好评。我社有两项关于东南亚研究的选题已经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即《东亚华人社会：经济与社会资源研究》和《吧国公堂历史档案研究》。我们希望在这一领域出版更多有深度、有权威、成系列的图书。过去，我社引进pg娱乐电子游戏的版权或直接请台湾学者撰写的经济、管理方面的图书，也有很好的市场，这方面我们还将继续进行下去。

　　记者：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最讲究“诚信”二字，只有诚信，才能“可与为始，可与为终”。您曾说过“商战的真谛就是做人之道”，20年来，厦大出版社在图书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您如何看待诚信原则在出版经营中的作用？

　　蒋东明：诚信是道德体系中的基石，也是个人、团体、国家和民族据以行动的一种非常珍贵的资源。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最讲究“诚信”二字，如果以为市场经济可以投机取巧、坑蒙拐骗，那就大错特错了，其结果必定为市场所淘汰。多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认为我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人。我们与人交往做不到“见面三分熟，满嘴跑世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经营工作做好。出版工作是需要市场竞争的，我们国家目前的市场经济大环境还存在着诚信的缺失。但从事出版工作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要靠产品的质量，要靠以诚相待。我们讲究做人第一，要热情、真诚、守信；做事认真，要遵纪守法，关注细节，做好小事，善始善终。我们每天要和作者、学校师生、政府机关、书店、印刷厂，甚至是税务、工商部门打交道，一时的蒙混也许过关了，但它长久不了。我提出“商战的真谛就是做人之道”，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响应。我们的业务员与书店、出版人员与印刷厂、编辑与作者乃至出版社人员与领导机关、执法部门的交往，尽管开始沟通可能不顺畅，但只要遵循这一原则，都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最后彼此都能成为好朋友，他们甚至会经常主动支持我们工作，帮我们想办法。凡与我们打过交道的部门的同志都会这么告诉我，你们社的人实在，与你们做事让我们放心。做人以诚，做事以实，彼此心坦诚，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社任何制度的制定，都是围绕着诚信经营来展开的。虽然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尚不健全，但诚信原则仍然是最根本的经营之道。我认为，这就是一种企业的精神和气质，它是最不容易得到的，因而也是最为宝贵的。

　　记者：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这么一句话：“出版社的发展是从赢得人才开始的，同样，出版失去市场也是从失去人才开始的”，由此可见，高素质人才在出版社发展中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作为社长，您认为营造一个健康愉快的工作环境，激发员工的创造性，对出版社意味着什么？厦大社在“人本管理”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蒋东明：谢谢您还抽空看了我在《中国出版》2005年第9期上发表的《大学环境中大学出版社的“人本”管理》。在那篇文章里，我谈了自己这几年当社长的一些管理方面的体会。前面提到，出版社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做好“人”和“书”的工作，其中做好“人”的工作最为根本。我社几任领导都把“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团队”作为“人本管理”的主要内容，极力倡导“把出版社办成一个温馨的家”。我把它总结成几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德服人。管理者自身的德、识、才、学和人格魅力及容才胸怀是吸引人才的关键。班子的团结和事业心是最重要的，以身作则是最有说服力和号召力，是形成团队精神的一面旗帜。二是以情感人。管理者要善待员工，彼此真诚，共建温馨集体，要关心他们的生活、家庭，更要关心他们的学习机会、成长机会。一个团队健康温馨的人际氛围是千金难买的，一定要十分珍惜，百倍呵护。三是因才用人。每个员工都是智力资源的宝库，就看你怎么打开。把最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这是一种用人的艺术。四是民主集中。没有员工的充分参与，是不可能管好企业的。在涉及到企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和职工切身利益问题时，一定要多听员工的意见，尽量做到公正、公开、公平，使得我们的决策都是在集思广益基础上产生的，这是能否真正调动员工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但在民主的基础上，一定要有集中。要建立科学的议事决策程序，防止个人独断专行。如果要更简要说明，我想就是“和谐”二字。汉字“和”是“禾”加“口”的组合。“禾”就是稻米，有口就要吃粮，其实就是体现人的奉献所得到的回报；“谐”就是人人皆能言，让人能畅所欲言，有想法就愿意说出来。人的努力能得到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回报，人的思想能得到飞翔而不用左顾右盼，这样的工作环境能不愉快吗！

　　记者：《大学出版社的定位是什么》《大学出版社的真正理想何在》《大学出版社与大学应保持怎样的关系》《大学底蕴造就出版品质》，您的这些文章无不闪烁着一位孜孜追求的大学出版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勤勉探索的足迹。在您身上出版这种实践性很强的工作总是能与诗意的创造激情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得出版不再是一件乏味的工作，而是一种具有很强创造性和理想价值的工作。在普遍追求码洋利润的出版潮中，您是如何看待出版这种创造性和理想价值的事业？

　　蒋东明：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当前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大学出版社改革和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与大学紧密相连。大学是公益性、社会服务性的机构，赚钱赢利不是它的专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把赚钱和赢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大学的使命是提升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科学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大学出版社要利用从属大学的地缘优势，依托大学的学术力量，从出版方面反映大学的学术成就，弘扬大学的学术风范，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大学出版社自身的优势和生存之本。

在我国，大学出版社一般都建在重点大学里。而重点大学所要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地使受教育者拥有一技之长，而是要让他们拥有更广阔的知识，更完美的人格，无论在思想上、专业上都要对社会承担更大更深远的责任。一句话，重点大学不仅仅是在训练一种人力，更重要的是肩负着塑造人格的重任。其次在传播知识方面，大学是出思想的地方，是科学研究和传播的圣殿。重点大学应有超越世俗社会的勇气，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成为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建设者和守望者。在为社会服务方面，虽然重点大学是为我们这个社会服务的，但这种服务却是目光远大的，它并不一定立刻要满足我们这个社会的即时需要，而是着眼于社会的更长远的利益。只有这样，这些重点大学才能为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浙江大学前校长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可以说，集中了知识精华的重点大学，在追求办学条件和办学规模的同时，最不能缺失的是它的办学理想。

大学出版社作为重点大学的一分子，无疑应把这种理想融入自己的追求，并成为这种理想的实践者。因此，对大学出版社来说，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竞争中必须时刻保持着那份理想主义的色彩。我们经常要求社里的同志要始终对出版工作保持一种激情，并制定了全员的选题策划制度，每人都关心出版的全过程。作为大学出版社这样一个有特别内涵的文化机构，就要把自己摆在推进和弘扬大学学术成就这样一个地位，走一条学术化出版的道路，把出版优秀学术图书作为自己的办社理想和不懈追求。如果我们大学出版社能够专注于学术积累，形成自己的特色，而不仅仅只是关注码洋和利润，那么我们的工作不仅会对学术发展和思想传衍做出自己的贡献，还会因其不可替代性获得学校和社会的认可。

面对生存的危机，谁敢在商不言利。事业与商业的对立统一，在今天依然是出版工作者的一个主要矛盾；探讨文化与商务的平衡，追求二者之间融合中的超越，仍是出版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常谈常新的问题。我们致力于创造一种健康和谐的工作氛围，我们追求一种“同仁式”的同事关系，我们要把每天琐碎的工作与读者灿烂的笑容联系起来，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是一份创造性的诗意的愉悦。再次谢谢您的采访！

（《大学出版》2006年03期，记者曹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