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厦门大学出版社-pg娱乐电子游戏

历史自有藤蔓，就看谁缠绕其中。

我认识汉辉先生的时候，他正缠绕在胡里山炮台的历史中不能自拔。

初识汉辉先生是2008年，厦门市社科联出版当年的丛书，里头有一本汉辉先生的《胡里山炮台和克虏伯家族的历史情缘》，原定的责任编辑正忙，便委托我来编这本书。

编书的过程中，见了汉辉先生好几次，聊了些与书有关的闲天，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正想着他书里说的那条被胡里山的克虏伯大炮击沉的日本箬竹号军舰可以打捞起来，做一个沉船博物馆，来厦门旅游的人，到了胡里山炮台，就可以顺便去这个沉船博物馆里看看，还可以顺便去周围的其他一些炮台遗址，这样的旅游比较立体，比较多体验，避免了旅游的平面化，胡里山炮台的旅游也可以深化延伸。

这样考虑，一则因为汉辉先生是个爱国主义者，熟悉日本侵华的历史，对日本侵略厦门的那段历史更是熟悉，看到我们在对日问题上，一直无法要求日本的正式道歉，只因为我们缺少认真严肃的战后清算，缺少人证，更缺少物证。胡里山的克虏伯大炮击沉的这艘军舰，正是一个极其好的物证，为了和平，必须收藏“战争”并且“展示”战争，这样，中外游客就可以直观地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揭露他们所鼓吹的“战争是创造之父，是文化之母”的法西斯论调，省了许多说服的工作。二是，胡里山炮台是厦门重要的旅游景点，其开发和维护的工作一直由汉辉先生担任——他是在胡里山炮台管理处任上退休的，炮台上的克虏伯大炮得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炮台得以成为厦门旅游的重要景点，其主要工作是在汉辉先生任内完成的。但是这样的游览不立体，游客看完游览完，缺少更多的体验，汉辉先生想使其更丰富些，更立体些，沉船博物馆和相关炮台遗址的开发也一直萦绕他的心头。这个是他非常务实的一方面。

务实，一直是我对汉辉先生的印象。

这种务实的礼物是截然不同的研究视野，胡里山炮台不仅是旅游景点，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文史研究对象，这三者本身是交织在一起，难以分清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一重要的历史遗存，为炮台上全世界仅存的28生克虏伯大炮申请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使之进入“世界记忆工程录”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就促使研究者不得不投入精力去了解克虏伯大炮的前世今生，大炮为何而来，从何而来，如何而来，来了如何，这些问题必须一一解答，炮台是谁建设的，决策过程如何，既然炮台是德国人帮助设计建设的，那这些德国人的态度为何，他们在中国的行踪如何，等等。胡里山炮台的研究者对这些细节的考察，比任何一般的近代史研究者都来得严苛，这是真正的鞭策。

对于在地的研究者来说，胡里山炮台在厦门的海防史上的地位为何，这个问题也促使研究者开拓视野，横向沟通厦门地方史与中国历史的关系，纵向联系厦门面向海洋发展的整个历史，于是有了“胡里山炮台与洋务运动”这一书名，有了“胡里山与克虏伯家族”这一选题，有了克虏伯大炮与红衣大炮，有了洋务运动与郑成功海洋经略这样的对比、联系。甚至于，眼光不仅平视向上，也向下——述及胡里山炮台与抗战的关系。在汉辉先生眼里，这些问题都是相互紧密关联的，是必须全部解决的。

也因为如此，汉辉先生仍然与胡里山炮台的历史纠缠在一起，因为有些问题是他现在没有解决的，譬如，郑氏的通洋裕国思想如何，经由谁，影响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厦门的经略者是谁；地方建设与军事建设的关系；先后几任军事长官的情况，炮台和大炮未能如愿发挥作用；涉及的人事纠斗情况如何，相关的集团研究和人物研究，炮台的日常生活研究，早期在华德国人的研究专题，等等。这也是该二书未能解决而编者愿意揭示读者关注并重视的问题。

中国人与德国人的交流，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战争，在汉辉先生看来，都是基于厦门的中国与外国的交流，所以他并不拘泥于书名，而是畅快地把读者的视角引向那28生克虏伯大炮击沉的日本军舰，或者证明，这样的防御性炮台，完全可以使用，他还不吝于展示他为此而收获的其他关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珍贵资料，比如，日本战前鼓动侵华舆论的宣传画，日本侵占厦门时拍摄的战争照片，中国军队在厦门五通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生死鏖战的历史照片，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中山公园仕女游乐相，日本占领者呈现鼓浪屿上战后所谓和平、安宁、繁荣世相等欺骗世界舆论的历史照片，对于厦门地方文史研究而言，这些资料尤其珍贵。

再识汉辉先生是在2012年，厦门市档案局出版丛书，里头有他的《胡里山炮台和洋务运动》，汉辉先生一如既往地谈他的胡里山炮台，不过这次聊的更多的是地方文史工作者如何突破地方文史资料的限制和地方文史研究方法的局限，站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去了解自己所在的乡土。因为那以后，他经常要和香港、台湾和国外的一些研究者合作开展研究，碰撞多了，难免对自己以前的那些观点和研究方法就有了一些批评和改进。其实，早在第一本书的时候，他对胡里山的研究已经到了岔口，在原来的方向上推进，很快要遇见天花板了，很难突破，仅围绕胡里山的克虏伯大炮做文章，很难出新意。若干关键问题也早就有了明朗的答案，更艰巨的任务在于把这些答案连接起来，得出一个符合历史也符合逻辑的推论。体现在他的文字里头，就是他开始把文章的写作重点从克虏伯大炮转移到胡里山炮台，从胡里山炮台的保护和利用转移到建设和维护胡里山炮台的那些人，他甚至试图去解释这些人在胡里山炮台和克虏伯大炮的相关问题上的心理、动机和背景。又是一番纠结缠绕，他从洋务运动这一角度切入，把克虏伯大炮、胡里山炮台、厦门的炮台保护都纳入他的历史和逻辑推理。

不这样分析，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要在《胡里山炮台和洋务运动》一书中先述说闽南工匠对荷兰大炮的借鉴，述说同安工匠制造的红衣大炮在明末清初的内战中的巨大作用，用“史证”和“物证”匡正了史学界先前认为徐光启等天主教徒将西洋火炮引进中国的错误认知；述说郑成功军队利用红衣大炮进攻荷兰侵略者，直至把他们赶出台湾，或者他想倔强地证明，如果有另一种环境，洋务运动在厦门的海防建设不会是这么一个结果。如同明末闽南工匠仿造荷兰大炮一样，洋务运动派们也能得到一个好的机会，不只是买来大炮，也能制造大炮，最后能建立起强大的海防，使自己，也使清政府，逃脱历史的宿命。

闽南工匠先是仿造荷兰的大炮，然后是改进并成功研制自己的红衣大炮，这些大炮帮助明政府有效地抵御和打击了清的武装，在军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郑成功的军队也善于利用红衣大炮，甚至组建了专门的炮队，成功地打击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荷兰舰队，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对技术的借鉴和使用，与世界先进国家并无太大差距，但受制于社会制度，到了晚清，在大沽口等战役中，红衣大炮已远远落后于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大炮，中国也开始了被殖民的历史。这次中国人是在被动中开始奋起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可是只有技术上的模仿和学习，已不再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无论是建立现代海军的努力，还是建立现代海防的努力，甚而是官商合办的商业努力，洋务运动都没得到历史那偶然的青睐。“师夷长技以制夷”，仅仅去学习那些技术，最后还是要失败，要从根本上改变这老大帝国的脾性，才能解决问题。

这是两书中没有说出来的想法，我猜测。所以作者要抱着怜悯的态度去详细述说洋务运动派们对厦门诸多炮台的规划设置，爬剔收罗，翻检那些奏折批复，落实各个炮台建设维护的细节。作者认为，洋务运动派们在海防上的努力并非传统人们认为的那样，在海战中因为舰队的先后凋零就一蹶不振。从胡里山炮台和全国沿海炮台的设置修建情况看，从为炮台配备的火力看，洋务派们在意识到海军的发展仍有待时机的情况下，专业勤力于防御，炮台规划设置非常缜密，修建维护有序，他们在沿岸关键炮台添加了必要的火力，先后采买了6000多门先进的德国大炮。仅就器用的角度看，这样的努力应该有好的回报。可惜洋务运动面对的是整个的社会问题，而不只是军事问题，也不只是技术问题。

《胡里山炮台和洋务运动》一书还详细披露了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的历史情缘，用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影像展示了这个晚清一流外交家的风采，展示了这个清末原有望成为“伯玺理天爵”的政治家的作为。该书认为，李鸿章是个有人格魅力的政治家，他利用列强的矛盾，利用大军工企业的商业冲突，成功地为清政府找到了重要的盟友。他利用克虏伯的商业野心，将段祺瑞等人送到克虏伯兵工厂培训，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国自己的现代炮兵，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他通过商业贸易，同克虏伯家族建立起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克虏伯家族领袖成为清政府在德国的游说者，使得军工企业成为德国亲华的压力集团，这些合纵众连横的技巧，原本能为晚清从列强虎视眈眈的险恶境地中摆脱出来赢得时间，可惜，众志成锢，这样的外交努力，竟活生生被人诬为卖国，克虏伯家族为其铸造，赠送给他的立像也被毁弃。

从观念上看，李鸿章的外交甚为灵活，唯国家利益，灵活而又节制，柔韧而目标明朗，可惜个人的努力终究不能替代群体的懈堕，说到底还是社会制度的问题。

赏玩其味，该书对李鸿章和段祺瑞这两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正面评价比较多。汉辉先生说，虽然在德国克虏伯历史档案馆所获得的关于两人的资料仅是浮光掠影、吉光片羽，但这些历史原真性材料都指明了这两位历史人物务实勤勉的作风。限于时间，限于外语，肯定还有更多的资料可待挖掘。克虏伯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一直很好奇，在他们看来，国人对李鸿章的负面评价并不完全基于历史事实，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李鸿章与克虏伯家族的交往材料看，李鸿章非常维护清政府的利益，也讲究外交的手段，是个难得的外交人才和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因为胡里山炮台的评估资料完整，因为其关于自身所涉的近代史研究的相对严密，克虏伯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对胡里山炮台来访人员的接待迥异于国内来访的其他炮台，他们不但热情地接待了胡里山炮台来访人员，还毫无保留地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谈判过程、人员培训计划、炮台评估和辅建汇报、德方态度等等关涉大炮和炮台的重要资料得以首次披露，其中不少是我国近现代史研究中较为难得的影像资料。汉辉先生运用这些资料，得出迥异于他人的研究结论，似乎也悖逆通常关于李鸿章和洋务运动的评价，这样的研究和结论立足小，却有力，从地方文史这个角度出发，在近代史研究上打了个楔子，相信读者明白这样做的重要性。因为这样的工作，汉辉先生也不自觉地涉入李鸿章方面的研究，从地方文史研究而进为近代史研究，就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转变。

有了新的材料、有据的材料、影像的材料，有了思路，写作就是一个愉快的事情。如果这个写作充分展现作者的优长，就更让人愉快。本质上汉辉先生是个“诗人”，早间曾写过剧本，对镜头语言尤其偏好，这个是他的艺术思维“作祟”，所以他的书，都是好照片，少解说，注重图像的视觉引导和内在逻辑排列，他对书的印刷质量也非常讲究。更多的东西不在书里，而在他的语言里，比如，他聊天时候说到，帮助建设胡里山的德国小伙子汉纳根，甲午中日海战的时候正在那艘著名的高升号上，日舰遇见该船时，佯装鸣号致意，解其心防，等错身而过后折回，趁汉船不备发射鱼雷，高升号沉没后，日舰上的士兵拿枪点射那些在海上载浮载沉的中国士兵……说到这些细节，正值中日两国为了钓鱼岛主权争得不可开交，而汉辉先生的拳拳之心也难以抑制。

只有真正了解历史，那种愤怒和喜爱才有威力。